合理认识GMP的本质


blueski推荐 [2014-1-27]
出处:流程工业
作者:不详
 

合理认识GMP的本质--访Kauyfman Flynn Consulting Services公司LLC咨询经理刘禹先生

新版GMP将要在不久的将来出台,引发了业内对于GMP的不同争论与看法。本刊据此采访了GMP认证咨询专家Kauyfman Flynn Consulting Services公司LLC咨询经理刘禹先生,与其共同探讨中国药品生产企业在当前的质量管理中所面临的困境,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。

 

PROCESS: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下文称为SFDA)在不久的将来要出台新版GMP,而业内对于GMP有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

刘禹:要谈论GMP的改版,首先我们可以谈一谈GMP的历史和GMP的定义。世界上第一部GMP是美国FDA在1963年颁布的,之后世界卫生组织(WHO)和其他国家相继颁布了各自的GMP;中国的GMP源自WHO GMP。有意思的是,美国的第一部GMP是由Temple University的几位教授,在对良好和不良好的企业做过长期调查后,编写完成的;他们总结了要保证药品的质量,药品生产企业应该具备的基本质量体系。注意,是“基本”的质量体系。

PROCESS:为什么您强调GMP是“基本”的质量体系?

刘禹:GMP的本质是法律,是药管当局发布的行政规范或行政法规,其法律地位在药品管理法中得到确认;在这一点上,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体系虽然有差别,但大体相同。在中国,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代表人民的意志,SFDA 根据《药品管理法》制定作为行政规范的GMP,反映的是人民对于药品生产企业保证药品质量的期望。我们知道在GMP的制定过程中,药管当局、消费者和药品生产企业之间是有一个博弈过程,以使得GMP能够保证药品的安全性、有效性和一致性,同时又不盲目地、惩罚性地增加药企的负担。在这个意义上,GMP代表的是药管当局、消费者和药品生产企业对于药品生产质量系统基本要求的一个合意。事实上,GMP中的条款,例如验证、物料管理、产品放行测试、变更控制等等,即使没有GMP,药品生产厂家也应该做到;GMP只是将它们法律化了。

PROCESS: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,GMP是药品上市的一个门槛?

刘禹:在商业上可以这么看,药品上市有很多门槛,如临床试验、申报资料审核等等;GMP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。对这个门槛的定义有两层意思:第一,只有过了这个门槛,药品生产企业才有资格进入这个市场;第二,过了这个门槛只能给予市场准入,并不能保证药品生产企业在市场上能够赚到钱。美国cGMP的第一条(21 CFR 211.1(a))就写明,cGMP法规是“minimum”(基本的,最低的)要求。在我个人看来,GMP是法律化的药品生产企业基本质量活动,其目的是保证药品的安全性、有效性和一致性。很遗憾,我接触的大部分企业没有认识GMP的本质,又对GMP赋予太多不合理的期望,这应该是目前中国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中所面临的困境的根源。

PROCESS:您可以具体地谈一下这个困境吗?

刘禹:目前中国药品生产企业内部有两个矛盾的现象。一方面,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把GMP当成一种技术规范,而没有认识到GMP是法律。企业要证明自己符合法律,必须提出法规符合性的证据;具体地说,企业内部管理实现“法治”,即由SOP驱动,记录能够证明与法律和SOP的符合性。但是,当前国内企业在这一方面是非常薄弱的,有的SOP缺乏实用性,流于形式,没有实现“法治”,反倒为“人治”留下很大空间;有的关键操作没有记录,也就没有了证明法规符合性的证据;有些方面又做过了,产生了大量没有意义的数据和记录,而这些数据和记录对于证明法规符合性毫无帮助。另一方面,很多企业表现出对GMP,尤其是国外GMP的盲目迷信,做什么事情都希望从GMP中找到答案。有企业曾经问我:“GMP认为质量人员的人数要多少才能符合要求?”事实上GMP在这方面只规定质量部门和生产部门要相互独立。只要质量工作都有人做,而且质量部门事实上与生产部门相互独立,没有反复出现因为人手不足而引起的质量问题,那么如何提高人员工作效率以减少人员数量,这完全是企业内部问题。GMP的目的是保证药品的安全性、有效性和一致性,而不是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质量成本。

PROCESS:您说要谈中国企业的困境,但是似乎实际上在谈论GMP的局限性。

刘禹:可以说是GMP的局限性,但我更愿意说这是GMP的本质。作为法律,GMP反映的更多的是消费者和药管当局的意愿,在保证药品的安全性、有效性和一致性上是比较完善的;但是作为企业的质量系统,GMP是有局限性的,因为GMP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,即企业的质量系统如何为企业的总体战略服务。企业追求利润的要求,以及消费者和药管当局保证药品质量的要求,构成了企业质量系统的矛盾。GMP本身不能协调这个矛盾,因为法律虽然同时具有指导性和禁止性,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,禁止性的成分更多一些。法律划出一个禁止行为的范围,同时为企业的创造性留出充分的空间。GMP只定义了基本必要的质量活动,企业没有这些质量活动就不能获得市场准入;至于企业如何组织这些质量活动,如何追求利润,这完全是企业内部的事情。在企业内部做过GMP的人知道,实现GMP同一个条款的符合性,可以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方法。举例来说,中国GMP第37条,“生产、检验设备均应有使用、维修、保养记录,并由专人管理。”为实现这一条款,企业可以使用任何对自己来说经济有效的方法。大企业可以培养专门的维护人员,这些维护人员还可以对外提供服务;小企业可以从第三方获取维修服务,或者让生产人员从事维护工作,或者与其他企业共用维护人员,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想到的方法。但是,如果没有使用、维修、保养记录,没有专人管理,则不符合法律。在我接触过的几十家中国企业中,普遍对GMP本质缺乏认识,也缺乏协调质量系统矛盾的方法。

PROCESS:您谈到GMP起源于美国,据我所知目前美国cGMP可以说是世界上要求最严格的。您也谈了中国药品生产企业的困境,为什么在中国存在这样的困境?美国企业也存在这样的困境吗?

刘禹:在美国,法律是一种生活方式,美国企业已经习惯于遵守法律,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创新。“法无禁止即可行”,应当说法律实际上是鼓励创造性的。GMP只是划出了一个门槛,在这个门槛之上的任何质量体系,都可以接受。法律在中国是“舶来品”,只有一百多年历史,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意识还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,推崇的是“礼”,即做事应该遵循正确的、既定的方式。我在咨询过程中,很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企业普遍地没有把GMP看成“法”,而是倾向于看成“礼”,试图从GMP中找到所有答案。当企业试图从禁止性的法律找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时,这种困境是不可避免的。企业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质量体系,既符合法规和客户要求,又达到相当的经济性,是一个需要创造性的工作。如果将GMP当成最高标准,只会遏制创造性,妨碍企业质量体系的成熟和创新。

PROCESS:既然GMP本身无法解决企业质量体系的矛盾,即企业追求利润的要求,以及消费者和药管当局保证药品质量的要求,您有什么建议的解决方案吗?

刘禹:国外企业过去也面临类似的困境。国外企业在面临法规成本上升、竞争加剧、利润下降的环境时,开发了各种质量体系。其中最有效和最有影响的是建立在质量成本(Quality Cost)基础上的全面质量管理(TQM)。TQM把法规要求的提高和企业对利润的追求统一于“顾客满意度”,通过各种手段降低不良质量成本,并努力在产品设计和服务设计时增加潜在客户群。我在企业看到的最大的浪费不是废品,而是因为项目管理、流程管理不当而产生的各种返工、拖延和存货。TQM能够很好地发现和处理这些不良质量成本;不良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利润的提高,质量体系对企业战略的贡献就体现出来了。应当说TQM不失为解决目前中国药品生产企业困境的一个可以考虑的好办法。当然还有其他各种质量体系和质量工具可以应用,这取决于企业自己的选择和创新。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论创新,主要是产品的创新;但在我看来,中国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创新上少,在管理创新上更少。产品创新可以救活一个企业,管理创新可以救活一个行业。中国药品生产企业过去利润比较高,相应地就没有管理创新的动力。在当前严峻的市场环境下,管理创新已经刻不容缓。能够将质量变成核心竞争力的企业,将有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PROCESS:您刚才提到“顾客满意度”,ISO9000也提出了这个概念。据我所知很多企业认为ISO9000比GMP更具有指导性,也有药品生产企业同时实行GMP和ISO9000。您认为把GMP和ISO9000结合起来能够解决目前的困境吗?

刘禹:ISO9000也是一个基本的质量系统。我过去做过ISO9000,也审计过同时施行ISO9000和GMP的药企,他们在流程管理上做得更好,但也没有解决这个困境。中国企业认为ISO9000比GMP好做,更多地是一种文化的现象。ISO9000是欧洲人提出来的,欧洲和中国都施行大陆法系;另外ISO9000是一个行业规范,指导性的陈述比GMP更多。有意思的是,很多美国人认为ISO9000比GMP难做,可见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是普遍存在的。大家如果真要寻找更高级的质量体系模型,可以去看一看鲍特里奇国家质量奖(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)或者欧洲质量奖(European Quality Award)提出的标准。

PROCESS: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,您对SFDA的新版GMP有什么期望?

刘禹:SFDA每年有大量现场检查、不良反应报告、市场监察和行业数据,这实际上是中国医药行业最完善的数据库。SFDA通过对数据库的分析,可以知道药品生产哪个环节最容易出问题,哪些问题最严重,哪些企业又有什么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。我想SFDA可以利用这些数据,不断补充法规,预防质量事故的大规模发生;同时充分地为企业提供指导,降低企业寻找解决方案的成本。从质量的角度看,SFDA与药品生产企业一样,也是一个“工厂”。药品生产企业的输入是物料,输出是药品,衡量质量系统的标准是顾客满意度和质量成本的降低;SFDA的输入是上面提到的各种数据,输出是法规和对市场的监察,衡量SFDA质量系统的标准是人民生命安全的保障和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。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,是高质量的法规、指南和法规监察。另外,我不赞成照搬美国或者欧洲的GMP体系,这只会在中国制造大麻烦;中国的GMP应当与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适应。

PROCESS:我们有很多读者是制药装备厂家,您认为新版GMP的颁布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市场机会?

刘禹:我想新版GMP将会大大加强在管理、验证和QC方面的要求;而硬件方面应该变化不大,不太可能出现类似2003年左右的硬件更换狂潮。但是GMP要求的提高会让药品生产厂家对机器设计、配套文件和服务提出更高要求。药品生产厂会希望机器对于工艺需求和清洁需求有充分考虑,有简化维护需求的设计,配套文件和证明能够支持IQ和OQ的完成。我曾经因为制药机械出口的原因访问过多个知名制药机械厂,发现国内制药机械在上述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。最常见的问题是说明书不够全面;其次是机器的接缝开口大,死角多,不利清洁;还有关键配件的说明书或者校准证书不全;另外还曾经有新功能无法验证的情况。谁能够改善这些方面,就可以在未来的竞争中抢占先机,并改善出口产品的形象。关于制药机械的出口我想补充一下。中国的制药机械要增加出口,除了上面谈到的软件和设计外,还应针对进口国的使用习惯设计机型。比如美国人用机器,手指大,所以需要大一点的触摸屏;动作比较粗鲁,所以机器要比较结实;维护少,所以一些传动部件就要选比较耐用的。当然这属于题外话,我们就不谈了。